資源回收以廢棄物回收促就業
資源回收領域,當我們談論國外的再生利用、生物堆肥、垃圾發電等等先進技術時,往往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,即引進這些硬件技術很容易,但一切先進處理的前提都是垃圾分撿水平,只有分類越乾淨、越細緻,回收利用、堆肥甚至焚燒才會有效率。要提高我國廢棄物的回收利用率,就必須要有高效實用的垃圾分類體系。

縱觀世界各國,我們會發現歐洲發達國家的回收利用率很高,特別是德國、瑞士和瑞典。但是它們的回收體系需要非常強大的製度、設備和資金支持,也需要普通居民的高度配合,發展中國家往往難以做到。

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往往是勞動力成本低,城市中社會勞動力有富餘,廢棄物回收的背後多是一支龐大而有效率的蜂群式的拾荒大軍,城市廢棄物就是他們的生存來源。

在我國,有一個現像是不容忽視的,那就是大量的可回收廢棄物“沒人收,有人撿”。如果留心觀察,就會發現,任何一個路邊垃圾箱從一大早到晚上,會有好幾批拾荒者“來訪”翻找,社區清潔工則常常在社區垃圾房邊主動設幾個分類桶,把從各家收來的垃圾袋一一打開,從中找出可以回收轉賣的廢棄物,分放到分類回收桶裡。無論我們如何不喜歡這個事實,清潔工和拾荒大軍正是目前我國最為高效的回收隊伍。

同樣的現像在許多國家都存在,比如在東歐,一些新的歐盟成員國在加入歐盟時,盲目學習照搬德國等發達國家模式,投巨資建立官方回收體係並強制執行,結果造成原本依靠廢棄物生活的環衛清潔回收人員(包括拾荒者)突然失去生存來源。在有些地方,甚至形成了拾荒人員和官方爭搶垃圾的現象,一個垃圾箱,官方加鎖,拾荒者砸鎖,砸了修,修了再砸,好不熱鬧。

那麼有沒有一個辦法能從國情出發,因地制宜地建立回收體係呢?巴西的經驗也許可以給我們一個參考。簡單地說,巴西政府找到了一個一石二鳥的辦法,同時解決城市廢棄物回收和無業人員的就業問題。

首先,政府認識到要求居民對垃圾進行細項的回收分類是不現實的,於是只要求居民作"幹/濕分類",並對“濕垃圾”進行收費,以鼓勵市民盡可能把“幹垃圾”單獨交送給回收人員。

政府出台一些優惠措施,比如免費用地等,鼓勵社會富餘勞動力(拾荒者)組成專業從事回收和分撿的“合作社”,這些合作社與政府環衛部門簽署協議,針對兩類垃圾分別上門回收。幹垃圾在合作社里利用簡單的傳送帶、打包機等進行分撿打包,然後根據不同材料,賣給不同的再生利用企業。濕垃圾則送到專門的地方進行堆肥等處理。和歐洲不同的是,這些分撿打包工作並不通過自動化程度很高的機器進行,而是人工操作,靈活性高,分撿得十分乾淨。目前,巴西全國共有435個合作社,在全巴西共創造了50多萬個就業機會,合作社成員的人平均月收入達到巴西最低收入水平的2倍多,相當於270美元。

同時,政府鼓勵企業建立協會(如最著名的CEMPRE,即“促進包裝廢棄物回收利用聯合會”)。通過協會,企業配合政府進行公眾垃圾分類宣傳教育,向合作社捐贈各種必要的裝備,如運輸車輛、傳送帶、打包機等。協會還經常組織活動,表彰工作出色的合作社和個人,使得從事廢棄物回收分撿的合作社工作人員對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,社會歸屬感得到有效加強,他們感覺自己在做一份穩定的工作,並對社會也有貢獻。用CEMPRE負責人安德里先生的話說,任何時候,社會都要給最弱勢的人群留一條生路,否則只能加劇社會矛盾,而積極引導他們組成合作社是一個成功的例子。

可以看到,面對城市廢棄物問題,巴西政府積極作為但並不採取強製手段,而是積極發揮政府調動市場和社會力量的能力,利用政府資源(用地等政策優惠等),鼓勵無業人員成立合作社,因地制宜,綜合解決城市包裝廢棄物管理問題和城市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,首先減少了社會不安定因素,有助促使社會和諧。其次,使得城市固體廢棄物中許多品類的回收率得到提高,比如僅以2004年數據看,全國綜合塑料類回收率達到16.5%,PET達到48%,飲料紙盒類達到23%,鋁罐達到96.2%,等等。再次,這種回收體係也減少了拾荒人員對垃圾桶、回收站的直接翻檢,減少了對城市環境和公共健康的影響。

中國目前正面臨沉重的就業壓力,同時也面臨著資源回收的壓力。巴西政府在資源回收方面的措施,或許比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更能夠幫助解決中國近年面臨的問題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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